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提到：“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应该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明确以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确立慈善等公益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以往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第一次分配是强调效率优先的初次分配，这是根据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的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政府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强调弥补市场失灵，调节收入差距，因此有了再分配，就是二次分配，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包括税收和社会保障。税收方面主要是所得税与财产税，社保方面最典型的手段是失业保险制度。

而第三次分配应该是建立在自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它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对前两种分配的补充，对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和公平有重要意义。这里的第三次分配并不像社会大分工的三次产业的出现，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在第一次的初次分配和第二次的再分配中，应该都有所谓的第三次分配渗透在其中。当然，也可以以一个独立的分配范畴来考察。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作为参与收入分配的重要的政策工具，税收理应在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十四五规划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这里与这三次分配都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我国目前共开征了18个税种，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的税种应该有以下几个主要税种：

1.增值税：对消费者构成事实上的税负转嫁，所以降低增值税率是可以减轻消费者事实上的税收负担。未来的方向是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税率，也就实现了降低间接税的目标。

2.消费税：这个税种属于增值税的补充，与增值税叠加征收，征收的对象是奢侈品，所以这个税对于高收入的阶层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未来，高档消费品被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可能性会更大，范围也可能更广，有些税目的税率可能还会提高。

3.个人所得税：这是一个对再分配影响最直接的税种。2018年第七次修订后，个人所得税已经实现了劳动所得的综合计税，但对于资本所得还实行分类征收，至于资本利得还没有纳入征税范围。目前个税中劳动所得税负（最高边际税率为45%）明显高于资本所得税负（一般为20%）。未来改革可以是两种选择：一是进一步降低劳动所得税负，平衡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二是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比如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就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完善措施。对于鼓励勤劳和创新致富，这在所得税设置上要通盘考虑，单纯地通过降低边际税率，在操作上可能缺少针对性。

从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看，还有几个税种可以纳入到收入分配体系中来：

1.房地产税。这个房地产税与现行的房产税不是一回事。房地产税的立法进程可以适当加快。立法宗旨方面，要考虑完善地方税体系，也要考虑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尤其对炒房的行为可以加大调控的力度。

2.遗产税。我国理论界曾经多次讨论过遗产税（包括赠与税）开征的问题，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只停留在了讨论阶段。十四五规划中的税制改革内容里也没有将其列入议程。个人觉得，开征遗产税应该是个方向，但这应该在个人所得税完善的基础上来进行。

而遗产税的开征一定要和第三次分配的体系完善一并考虑。遗产税是针对超高收入富人死后留下的遗产征收的一个税种，属于富人税，其税率很高，一些国家最高边际税率超过50%。但在确定应纳税遗产额的时候，公益捐赠的部分是可以税前扣除的。其实，遗产税的开征反倒可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开展。当然，有人会说，做慈善的人不会去考虑税收问题，这是一部分的可能。因为慈善也不是富人的专利，普通民众也参与慈善事业。但如果税收条款中有对慈善减免优惠的政策，从税收筹划的视角而言，这是“双赢”的结果。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中也有对公益性捐赠的减免条款，基本的扣除标准是相关应纳税所得额的30%。未来可以将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捐赠扣除因素一并考虑，至于是否应该改变扣除的环节，提高扣除的标准，则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

总之，在强调三次分配体系，实现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税收制度也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