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服刑，大部分人会想到监狱，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将罪犯与外界隔绝开来。但其实，还有很多罪犯就在家中服刑，不穿囚服，不住牢房，还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正常工作。

他们就是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即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作为刑事执行制度，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象主要是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可能有人疑惑，社区矫正的效果好吗？还有人担心，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里生活，能管得住吗？其实，从全国看，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开始试点，2014年全面推进，已经累计接收矫正对象500余万人，其执行成本只有监狱的十分之一，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为0.2%。

去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区矫正领域首部专门性法律，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有法可依时代。

“一年来，上海不断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有针对性地消除社区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回归社会。2020年，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为0.09%，大幅低于全国0.2%的平均水平。”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级干部陈耀鑫介绍。

一人一策，按需施教

“尊严？尊严能当饭吃吗？”老范又灌下一口酒，对上门来的社工和志愿者吼了一声。熟食店濒临倒闭、与妻子长期分居、别人的“有色眼镜”，都让他情绪几近崩溃，一句鼓励的话都听不进去。

老范的履历中，“案底”不少——2009年5月，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十日；2018年9月，因故意伤害被行政拘留三日……2019年11月14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2019年12月13日，青浦区赵巷镇司法所对老范宣告纳管，他成为一名社区矫正对象。

在上海，目前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有8600余人，他们像老范这样，分散在各个社区接受矫正。

徐汇区矫正局和帮教协会帮助对象协调办理帮困补助。

普法宣传活动

“是否适合接受社区矫正，是有严格认定标准的。”市司法局刑罚执行处处长黄栋介绍，社区矫正对象有90%以上都是缓刑犯，这些人中初犯、偶犯、过失犯的情况较多，犯罪情节较轻，也有悔罪表现。而大部分危险性较大的罪犯还是在监狱接受矫正。

《社区矫正法》第25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为其确定矫正小组，负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根据需要，矫正小组可以由司法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组成。

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个别教育、心理矫正、公益活动、适应性帮扶等工作时，会通过排摸研判需求、制定实施方案、深化落实措施、评估运用效果，进行“按需施教”。每位矫正对象都有量身定制的教育帮扶方案。

在对老范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后，矫正小组成员认为他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治意识淡薄，多次违法经历都是因为对法律的无知导致的，而且他嗜酒如命，酒后自我控制行为的能力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其实他表面看起来大大咧咧，但内心很脆弱，缺乏自信，长期与酒友厮混在一起，社交圈中这些不良人员对他有很多负面影响。”矫正志愿者韩峰知道，老范缺乏家庭支持，郁闷情绪长期累积，缺少好好生活的动力。

矫正小组成员一边引导老范多看、多读法治类电视节目和书籍，一边协助他进行生活规划，改变目前生活状态。比如让他给自己定一个饮酒量化指标，控制喝酒的量，逐步递减，循序渐进。还鼓励他继续坚持以前跑步锻炼的习惯，通过运动减压，释放不良情绪。

同时，老范也和妻儿加强了沟通，努力消除隔阂，修复家庭情感。2020年10月，他高兴地告诉矫正小组成员：“我把跟别人合伙的熟食店关了，现在妻子回来了，我们要自己开一家理发店，以后好好过日子。”

制度创新，精细管理

社区矫正对象老顾住在徐家汇街道，他是江苏省常熟市一家港口公司的高管。2019年，他因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案件发生前，他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和常熟。但在矫正阶段，要遵守严格的外出请销假规定，他只能每隔一两个星期请一次假，由于他是企业主要负责人，长时间无法到现场处置工作，对公司的整体效益产生了影响，为此他非常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矫正表现。

2019年11月，沪苏浙皖四省市会签了《沪苏浙皖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长三角地区社区服刑人员请假外出的规定。其中首次就因工作原因经常性请假外出做了规定。

矫正民警和志愿者上门走访。

徐汇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徐家汇司法所第一时间将相关规定对老顾进行了教育宣传，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老顾严格按照规定提供了相应的请假证明材料，经过区司法局严格审核及向市局报备后，批准同意他在规定时期内，可往返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到期后也仅需重新提供证明材料，即可延长请假外出时间。

“虽然我因为一时冲动犯了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给人生留下了污点。但我也切实感受到国家法治建设的公平、公正，即使犯了罪，也得到了矫正机构平等的对待和帮助，不仅挽救了我的工作，也让我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为长三角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老顾说。

《社区矫正法》出台后，也对经常性外出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固定，让越来越多确有实际需求的社区矫正对象从中获益。

为给社区矫正法有效实施提供保障，2020年8月13日，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共同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8月20日起施行，成为全国层面首个省级实施细则。

如今，“社区服刑人员”的称呼被改为“社区矫正对象”，进一步淡化了服刑的标签，更符合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的目标任务；社区矫正的工作目标也从“将社区矫正人员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变成“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淡化了“改造”的烙印，强调修复和恢复正常社会关系；以前，若矫正对象不服从规定，受到三次“警告”就会被重新收监，如今引入了“训诫”，两次“训诫”换一次“警告”，有了更多的改正机会。

智慧矫正，人文关怀

“你好，我是徐小矫，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7月28日，记者在徐汇区社区矫正中心见到机器人“徐小矫”。

“徐小矫，请检索‘缺乏工作纪律’‘触犯财务问题’的相关案例。”听到指令，相关案例随即显示在屏幕上。

“‘徐小矫’是我们社区矫正综合应用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汇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科长王鸿歌说，通过便捷的查询，工作人员可以参考以往的同类案件，从而更科学地制定矫正方案。

徐汇区打造的智慧矫正平台已经实现了与本区多个委办单位的数据互通，比如，通过与区委政法委的数据联通，完善了对辖区两类对象的技术防控措施；又比如，与民政部门的信息共享后，可以为社区矫正对象申请低保和就业政策支持等提供帮助。

如今，各区都在推进将社区矫正信息接入上海市“一网统管”平台、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和地方平安建设管理系统，实现全面“智慧矫正”。2020年，徐汇、长宁、虹口、青浦、松江、金山、嘉定7个区实现社区矫正对象零再犯，其中徐汇区连续8年实现社区矫正对象零再犯。

“在我们的工作中，数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去年，社区矫正中心通过分析辖区内涉毒类服刑人员的定位数据，发现某一对象与区外涉毒人员接触频繁，情况异常，我们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公安，最终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一起涉毒涉枪类严重刑事案件。”徐汇区矫正民警张若云举例。

在他看来，技术在逐渐改变着很多传统的工作方式，2014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没有信息化监管措施，只能依靠人力每天进行指纹考勤、签字考勤。2015年开始使用电子脚环后，矫正对象的日常行动轨迹变得一目了然。如今引入了人脸考勤，举手投足间就能完成签到和签退。

技术进步的同时，传统的人文关怀也必不可少。在徐汇区社区矫正中心的习艺室里，记者看到桌子上堆满了彩色毛线，社工、志愿者正在和社区矫正对象一起编织围巾、帽子和手套。

社区矫正对象和志愿者们编织爱心围巾和帽子送给云南留守儿童。

新航徐汇工作站站长郑鹿告诉记者：“社工主要参与的是教育矫正。6年前，我们开始探索‘循证矫正’，就是找到犯罪的最根源性原因，即犯因性问题，经过评估和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正。4年前，我们又加入了‘艺术治疗’，按照不同对象的特点，开展音乐、沙盘、舞蹈、绘画等多种治疗。”

近十年来，社工们通过“爱的编织”“让生命影响生命”“帮助残障儿童”等爱心活动，帮助社区矫正对象改变社会认知和行为模式。去年，矫正对象和志愿者们亲手编织的88套围巾和帽子，就送到了云南省红河州的草果洞小学，一同送去的还有矫正对象写给孩子们“平安顺遂，早日成才”的祝福。

郑鹿印象很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周末，他们来到距离市区30多公里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宁病区，为病人们办了一场茶话会，在回程路上，郑鹿听到了很多心里话。

社区矫正对象跟随医护人员到病房，参与病房服务。

社区矫正对象小李提到，为病人分派礼物时，他看到有位老人拿起礼物横看竖看，像孩子一样咧嘴笑，这份纯真让他感动。“被判刑之后，我有过消极念头，严重时甚至想过轻生。今天来之前还在想，临终病人究竟是怎样的，会不会形容枯槁让人害怕，但看到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们大多还是努力活着，突然就释然了。”

小李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也都住在养老院中，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判的是缓刑，还能定期前去看望。“我今后一定会遵纪守法，珍惜生命，珍惜自由，珍惜眼前人。”